面对市场，青年电影人如何「理性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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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大众、艺术与商品之间的壁垒横亘在前，FIRST必须走出一条区别于主流市场但又与电影产业密切联系的道路。对于来到FIRST的青年创作者而言，他们可以在创作上尽情“撒野”，更需要学会的是理性面对市场，更好地完成与产业的对接。
作者 | 查沁君
编辑 | 申学舟
设计 | 范晓雯
二十年前，当杨荔钠还在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中饰演女二号时，她便亲眼目睹了独立电影的命运，这部带有时代烙印的影片在国外电影节获奖无数，却始终无法与国内观众见面。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她的导演处女作《春梦》身上。
二十年后，她带着自己的第二部作品《春潮》来到FIRST。已经办到第十三届的FIRST青年电影展在近些年来声势渐起，一度有人将其比作中国的“圣丹斯”、金马的“前哨站”。包括忻钰坤、文牧野、张大磊等在内的青年创作者均以这里为起点，他们的作品也由此得以被发现。
《春潮》剧照
这中间投射的是中国电影市场和青年创作者生存状态的转变。
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在行业向好的2015年，更多资本资源涌进，各类电影节和创投会形成对青年创作者的扶持。即使近两年身处行业低谷，市场对于好内容和优秀人才依然保持渴求状态。
而在国内众多电影节展中，金爵商业气息浓厚、金鸡每况愈下，娄烨曾说，“走过了很多电影节，FIRST依然是特别的”。在这里，总能出现一些不太一样的作品，它们追求在电影叙事、语言、美学上的极致，也关注个人、家庭与社会的敏锐本质问题。
撒野——是多数电影人对FIRST的最大感受，也是它区别于其他电影节展的独特气质。但这不意味着任性放纵。艺术价值和自我思考依然占据重要一极，但对于青年作者来说，作品如果要进入商业世界，就要面临市场的考验。
今年，FIRST系统提出“电影市场体系”的概念。创始人宋文希望借此搭建一座连接青年作者和市场的桥梁，使得二者的寻找与匹配能够在FIRST这个平台上完成：前者需要专业的制作公司、过硬的技术、充沛的资金以及更广泛的观众；后者对于兼具作者性和类型化的优质影片也一直存在缺口。
除此之外，电影制作和电影节展的公共教育部分也被单独拎出来，成为制作培育板块，其中包括短片季、训练营、剧情片实验室和纪录片实验室等。期望能够持续地、后继有力地汇聚起一批批新的青年创作者。
对于FIRST来说，产业气质的打造并非一夕之功。作者与大众、艺术与商品之间的壁垒横亘在前，FIRST必须走出一条区别于主流市场但又与电影产业密切联系的道路。
“因为我们并不是来自于公共基金的支持，而是完全来自于市场，这些研发都是和市场相匹配的。如果市场不买单，我们其实是没有机会做这样的研发。”宋文对《三声》表示。
“FIRST一直处在研发成本占整个项目运营非常高的处境里。但我们对未来有信心。”
01 | 作者与产业间的桥梁
一辆电动三轮车，两名为追查肇事逃逸者的半百老头，演绎一出华北平原上的乡村荒诞喜剧——《平原上的夏洛克》正在青海大剧院音乐厅放映，场内笑声此起彼伏，掌声不绝于耳，有朋友调侃这热烈的气氛：“仿佛误入传销现场”。
7月21日晚上九点，《平原上的夏洛克》结束了它的第一场产业放映。预约通道开启后，洽谈预约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深夜。以线上实时记录来看，两天24个洽谈时段已经全数约满。
FIRST颁奖前的媒体见面会上，秦昊毫不掩饰他个人对这部电影的偏爱：“虽然你知道戛纳的、柏林的片子应该是什么样，但这部电影就是很打动我，素人演员太他妈牛了！”
《平原上的夏洛克》剧照
从剧本创作到拍摄结束，近5个月的时间，30余人的团队完成了电影的前期拍摄。所有演员都是非职业演员，略显生涩的表演却充满真实的生命力。当导演徐磊看到父亲在破旧的老房子里戴着老花镜阅读剧本时，临时决定将男一号“夏洛克”，一位来自河北农村的老汉超英，定为自己的父亲，参演的还有徐磊的母亲和几个好友。
影片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它披着英格兰憨豆式喜剧元素的外衣，内里是对中国城乡差距、阶级差异等社会议题的讨论。一位市场嘉宾表示：“导演的自我表达与人文关怀使得影片与一般农村题材的幽默喜剧电影区分开来，具有了独特的气质。”
这份“独特”早在项目还处于创投书阶段，就被制片人王雪茵看中。“我们希望‘夏洛克’能成为一匹小黑马。”王雪茵告诉《三声》，团队期望借由电影节展，为影片与市场的对接寻找着力点：一是在内容层面，目前影片后期的音乐、调色等还需要筹措资金，进一步完善；二是在市场层面，通过前期电影节展上口碑的树立，为后期的市场表现埋下伏笔。
FIRST成为《平原上的夏洛克》的重要一站。王雪茵解释说，不仅仅因为FIRST是关注年轻导演和处女作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空间，能完整呈现出导演最想要的东西，完全是导演的自由意志。”《春潮》制片人陈果也对《三声》表示：“FIRST在国内整个的电影节的生态里面，是一个相对更贴近电影的一个存在。”
但在王雪茵的设想里，《平原上的夏洛克》不应该只是一个针对电影节展的影片，它有更大的商业外延性。在故事的结尾处，有一个《杀人回忆》式的悬疑留白。“大家很关注肇事者到底是谁，片子没有给出这个答案。我们也在考虑，能否突破传统电影的一些做法，把观众期待的这块在新媒体上做一个交互。”
从传统院线到网络新媒体，是青年电影人市场意识增强的一个信号。爱奇艺电影版权合作中心总经理宋佳也明显感受到这一变化。
这是宋佳在FIRST寻找项目的第三年，“我自己特别大的一个感受是这两年的项目方越来越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了。前两年他们其实是比较懵的，但今年他们确定是来聊网络版权，会问合作条件和方式是怎样的，目的性较强的情况下，整体效率会提高很多。”
对于爱奇艺来说，其最大诉求是寻找早期的好项目，为线上平台提供内容。此前，《北方一片苍茫》《黑处有什么》等多部FIRST获奖作品已与爱奇艺达成版权合作，除此之外，还有多部FIRST影展作品选择以网络大电影模式在爱奇艺发行上线，其中《睡沙发的人》已经申请到龙标，但因为该片院线发行很难获得可期的回报，在综合考量后，片方选择了网络大电影模式，10天便收回了成本，在今年还获得了爱奇艺的100万“金鹿角”奖励金。
《睡沙发的人》剧照
一个现实情况是，从FIRST涌现出的片子可能更多是创作者的自我表达，对于这类特别小众的项目，很难在商业层面做大范围的推广。“我们会从网络播放平台的角度提一些修改意见，比如调整节奏、包括情节设置等。尽量让影片能对观众更加友好。”
除此之外，宣传营销也是这些影片最尴尬的环节。宋佳提到，市场上的营销宣传公司往往不太会接相对小众的影片——尽管大家都承认这是一部好影片——这一环节的缺失，可能对项目的后期发力产生很大影响。“它应该引起整个行业的关注。”
在来西宁的前一周，宋佳跟爱奇艺的运营、营销以及数据团队开了个会，讨论如何找到一种办法更好的去运营、推广这些艺术风格较强的影片。事实上，情况已经有所好转。据她回忆，2017年，她在FIRST看到的 95%以上的影片风格化很强，去年稍微有了一些变化，而今年的影片多样性更加丰富，通过良好的营销和运营，有一部分影片有机会获得更大的收入。
宋佳提到的另一个矛盾是，很多片方认为自己的影片无论从风格类型都不同于当下网络电影市场的“行情”，认为不合适用网络大电影的模式分账。“但实际上分账可以保证相对多的收入，这是很多团队没有认真考虑的。”
对于“先院线、后网络发行”的影片，采取网络版权购买的方式；对于只走网络发行的影片，则按分账模式。宋佳表示，收益模式可以更丰富，未来还会做进一步优化。“比如《四个春天》除了版权费以外，因为处于早窗口期，单点收益部分也和片方参与了分账。”
网络发行平台之外，来这里看片洽谈合作的买方还包括传统影视公司以及后期技术服务公司、宣发公司和经纪公司。一家来自香港的营销公司负责人对我说，这次来FIRST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可能性。“公司目前已经有固定的商业片合作伙伴，能够保证盈利，出于品牌的考虑，也希望能够拓展到一些独立电影。”
02 | 寻找下一个“忻钰坤”
从2014年起，《心迷宫》、《八月》、《老兽》、《北方一片苍茫》等FIRST系影片也开始频繁在金马奖、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等体系获奖或提名。忻钰坤、文牧野、张大磊、周子阳、蔡成杰等一批青年导演的名字，出现在大众视野。
“不可否认，FIRST已经拥有了许多可供讲述的‘成功故事’，挖掘了一些优秀的电影人，也推介了一些优质影像进入市场。但那些故事已经被描绘了太多次。”宋文表示出担忧，在这些已经获得成功的创作者之下，中坚力量与资源则始终稀缺。如何在第一批青年作者步入成熟后，还能后继有力地汇聚起新一批青年作者群体，是FIRST需要思考的问题。
《八月》剧照
2010年，宋文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时发现，洛迦诺为全球青年电影人搭建了一个训练营板块。“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种形态。年轻的电影创作者可以在电影节的气氛下，和来自全球的电影前辈做一个短期的沟通交流和学习，这对年轻作者电影观念的培育特别重要。”
那时，宋文就产生强烈预感，这事儿是可以本土化的。从2012年开始，FIRST也设置了训练营板块。前三届请来的都是国内外一些学者型的导师来做课程分享，从2016年开始才有了实际拍摄训练。“核心愿望是年轻导演能在这个训练环节里面，不仅得到电影观念的提升，同时在技术美学上也能有所提升。”
最为根本性的还是严肃思想的呈现。“这个训练营可能让学员有所坚持，能不那么快速地被庞大的、工业化的、舆论化的、商业化的电影所干扰。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可以坚持自己的表达，表达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判断。”宋文认为，这是作为知识分子身上本应承担的责任，电影导演、小说家、记者皆如此。
导师在训练营里担任“引路人”的角色。去年是蔡明亮，今年是伊朗导演穆森·马克马巴夫。宋文说道，“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东西方文化在这个小板块的融合也好，或者是产生某种交锋也没问题，甚至冲撞也没问题，因为都是为了艺术创作。”
这是马克马巴夫第一次来到中国，但他早就在艺术电影中感受过中国文化的魅力。“电影是一个伟大的隐喻，我们能够经由电影了解彼此，在不同的文化间建立连结。”他对《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说。
在十天的训练里，十位入营导演将参与课程培训与在地拍摄实践，每人拍摄一支短片，构成章回式短片合集。关于拍摄主题，马克马巴夫最初设定的是“Forgotten Beauty in Our Daily Life”，后来改成了更加具象和戏剧化的“Family Problem”，而前者也自然而然成为了此次训练营的一种精神内蕴，马克马巴夫认为，“电影是一面照耀内心的镜子，它可以让你更了解自己和身处的世界。”
如何在限时创作的短暂交流中如何保障教学的有效性，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老马真的像一个老师，他会循序渐进地传授知识。对于一个10分钟的短片，他会精确到每一分钟，去分析它吸引人的点。”FIRST创投负责人王彤对《三声》回忆说。
马克马巴夫和学员们
马克马巴夫强调一种终生的自我驱动式学习和电影之外的教育，这个从未接受过学院式传统电影教育的导演，年轻时阅读了大量书籍，涵括历史、心理学、哲学等广泛领域，这为理解电影、人和世界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差异化视角。“学习是永无止境的，而非局限在这短短数天时间里。”
在具体操作层面，面向10位导演和他们的短片剧本，马克马巴夫还设置了五场针对性课程，从通识知识入手，讲述“电影的吸引力、意义与魔力”，传授剧本创作的规则并带领导演进行剧本围读。
“他更多是提醒我，自己缺少了什么。”来自马来西亚的谢志芯说道，在釜山电影节的工作坊就同马克马巴夫有过交流，因此对他的课程框架十分熟悉。而当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傅晓雨在和导师意见相左时，选择了坚持自己。对此，马克马巴夫说：“没有人能代替导演作出选择。”
十天的拍摄发生在西宁的大小街道，突然“闯入”的人流、车辆、叫喊声都成为镜头里的一部分。偶然间，马克马巴夫录制下一小段奇特的铜铃声，最终它变成了训练营作品集中，每条短片结束时那道串场的清脆低吟。
训练营最后一天，我们在那个下雨的清晨，西宁城区的一条狭窄街道——沈新巷内，见到了马克马巴夫，套着塑料透明雨衣的他，拖着略微发福的身体，来回奔跑在摄影机和远处演员中间。
由他亲自拍摄的这场戏串联起了青年导演的十部短片，短片的十位主角有老人、小孩、年轻男女走在同一条狭窄的街道，身处同一个空间却各怀心事。马克马巴夫对我说起他安排这个镜头的用意：“任何看似毫无关联的人和事物，冥冥之中都有一定的勾连。”
03 | 创作和市场的平衡
唐诗韵站在创投会舞台中央，在做最后的陈述。她描述了一个场景，在来FIRST的前一天晚上，她给舅舅打了一个电话，舅舅说：“我感觉我被切掉的小指头，又重新长回来了。
这部从唐诗韵自己舅舅的经历出发，讲述天真的孩童如何审视和靠近天真成人的创投项目——《阿来舅舅》获得今年FIRST电影市场的首奖，以及FIRST战略合作伙伴阿里影业提供的二十万现金和宣发资源支持。
包括《阿来舅舅》在内，今年在创投会获得上台陈述机会的项目共19个。每一个项目都必须在15分钟的时间内说清楚自己创作的初衷、想要表达的议题，以及必不可少的制作规划，其中包括前期筹备、拍摄计划、需要寻求的资金和资源帮助等。
FIRST创投负责人王彤和我分享了这些项目背后的遴选机制。短时间内从732个项目中选择33个，“无论遴选机制再怎么缜密、再怎么严丝合缝，肯定是会有（项目）溢出的。”为此，初审评审的应对方案是第一轮遴选只看大纲，“让我看到你故事构建的能力，是否有导演思维。虽然不能看清全貌，也能窥探一二。”
在第二轮评选前，FIRST为这33个项目方提供产业公开周、提案陈述培训、写作工坊、表演工坊等环节。最后一天的圆桌提案将从这33个项目中遴选出19个做公开陈述。圆桌评审除了创作端口还有开发制作、发行营销等不同端口的市场评审。
“这是暴露问题的环节，你会收到不同的反馈，事实证明，市场评委的口味的确存在差别。”王彤提到圆桌提案时的一个农村题材项目，创作端的评委认为故事稍微有点陈旧，但有一家市场评审对其表示极大兴趣，尤其像《乡村爱情故事》的农村题材，能从市场获取较大流量。显然，有着同样观点的不止这一位市场评审，最终该项目以高票当选。
创投会评委从左至右依次为：曾国祥、宋佳、张家鲁
对于《阿来舅舅》来说，它的成功不仅是创作上的，也是制作规划上的。本片在剧本完成度较高的情况下，预计制作资金约800万，成本风险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依据片中的矛盾冲突，制片人也挖掘出后期的宣传营销亮点。
创作和市场的平衡是青年导演在创作的最初阶段都会面临的考题。作为导演的搭档，制片人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对接市场的任务，后者必须在与导演、与市场的沟通中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预算不是一拍脑子想出来的，而是通过反推，这个价格在市场风险的控制下，对投资人和项目是不是最优解，很多新的制片导演未必完全会明白自己能否驾驭市场风险。”王雪茵此前在与好莱坞电影人聊天时，对方提到省钱的不一定就是好制片，“如果你花一百万拍出一千万的电影，你牛逼。如果你把一百万的预算省到80万拍，最后拍得像60万，你牛逼吗？”
麦特文化代表陈砺志在FIRST上也表达过类似观点：“我们是来投资好项目，不是便宜的项目，如果你不是好项目，即使你很便宜我们也不想投资。”
“在FIRST提供的环境里，大家既需要鼓励、保护这些年轻的创作者，同时也要让他们知道现实的残酷和市场的竞争压力。”创投会评委张家鲁对《三声》表示，在青年电影人与各家影视公司约谈的过程中，虽然不一定能达成合作，但他们可以直面目前市场上最前端的资方公司，并了解其想法。
青年电影人期望通过作品进行自我表达，资本则更多地看重投资回报。宋文还提到部分青年导演可能面临的另一个现实问题：第一部作品拿到话语权之后，第二部还能不能找到机会、坚持拍摄自己内心想拍的？忻钰坤是一个典型案例。“《暴裂无声》之后，市场对他产生更多的渴求，甚至希望他拍一个流行小说（改编的电影）。”
“第二部才是最难的。”张家鲁说，“如果因为第一部的成功，他们获得外界更大的关注，大量的资金和各方力量涌入，他们需要更理性的思考步骤和程序，那才是真正的难关和挑战。”
《北方一片苍茫》之后的蔡成杰，一直在构想他第二部电影的雏形。“蔡成杰在我们那儿打坐快一年多了，无限期驻场写作是相当自由松弛的创作状态，工业化程度不高，效率也相对较低。”宋文说。
《北方一片苍茫》剧照
FIRST希望在创作和市场的间建立起平衡导演和资方的一杆天秤。当导演焦灼甚至失去方向、迷失自我时，FIRST可以起到勉励作用；当资方“张牙舞爪”，FIRST可以提出建议。
“最佳的状态是，在FIRST上涌现的严肃型的作者电影，能够通过商业化手段，包括使用大卡司、良好宣发和广告渠道，将作者想要表达的灵魂传播出去。”宋文强调作者性和商业性的互相渗透与兼而有之，并例举奉俊昊的《寄生虫》，“他讨论的是相对普适的，人类社会可能遭遇的共同话题，具有一定艺术元素。在获得戛纳获得金棕榈后，电影知名度越来越高，电影版权可以卖到更多国家，更多的商业资源也聚拢了过来。”
在作者与产业的对话上，“我们试过多种方法让年轻的作者在话语权的争夺上占优势。”宋文说道，其中包括文本协助，一遍遍地讲剧本给写作导师听，还在接受公开陈述评委的评判的前一天，让30个导演把各自项目讲完整陈述一遍，然后宋文提供一些个人意见给他们。
“难道要把我们的导演培训成一个保险推销员吗？”事后，有人如是评论道。但在宋文看来，只有通过这么多复杂且细致的训练，青年作者才会不断地找到话语权，在和产业对接的时候，面对对方抛过来的难题，他才会更有信心应对。“哪怕是在环境嘈杂的酒会上，他们也有能力把自己的项目推荐出去。”
对于来到FIRST的青年创作者而言，他们可以在创作上尽情“撒野”，更需要学会的是理性面对市场，更好地完成与产业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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